产品测评

2018年《lol菠菜竞猜:人民文学》:新标尺的生成与经典之维

2019-11-28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左思明确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诗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传记,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谭其骧对地方志的定义),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经由一年的编选打磨,“新时代纪事”已从新栏目的创立演进为一种新文学标尺的设立,新时代的文学事业,关于人的本质命题、价值定位的沉雄思考,作品的书写方向、精神坐标、气象格局等,理应回应激荡的宏大现场,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应存活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依凭、以家国为根底、以传统为基础、以世界为参照的场域之中。我们也可从其他延续性板块中觉察这一标尺,李彦《何处不青山》发表于“非虚构”栏目,作品以鲜活事件塑造白求恩纯真率性、满怀激情的丰满个性,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人性的复杂深邃中散发切实的光辉。“剧本”栏目刊发了步川、李蓬荻的现代戏《方志敏》,对弋阳高腔特点的创造性继承为人物心理的表达提供艺术便利,浓郁的生活气息把读者的情感共鸣不断引向家国大爱,方志敏崇高的革命精神融于剧本文体特色,以鼓为节、调喧音亢的唱词是人心与信仰之歌。此外,2018年《人民文学》以专号的形式于第6期推出“少儿成长主题”,关注新时代孩子的“成”与“长”;又于第8期推出“强军文化主题”,彰显新时代家国气象。

(作者:杜国景,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此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欧阳黔森创作的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GZWT01)

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新时代纪事”栏目设立于2017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2018年,《人民文学》将“新时代纪事”作为重点栏目,持续传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风貌、新英雄、新天地,栏目作品紧扣当下现实题材创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等重大文学命题,在分享人民的新生活、新感受的同时以文学的视界呈现相关内蕴的厘清。

从前面提到的那些具有新方志文学特征的作品看,新方志文学在描写新时代历史巨变时,首先关注的是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过程中人的行为与精神风貌,其次才是面对历史巨变时的“验之方志”“稭之地图”意识,这就与地方志的写法和成规有了内在的联系。在作家笔下,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会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参照。以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为例。作品不仅记录“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不仅有对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的追述和介绍,它更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变迁过程中人的精神、心理和性格描写。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现实变迁的成果、结果或现状的话,那么,《看万山红遍》用文学的方法描写地方事物、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时,更注重的是现实变革中人的作用。它要铺陈、呈现的是过程,因此需要以充沛的激情呼应时代精神,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尤其是能够给地方历史性巨变带来巨大影响的人的性格、心理与精神风貌。在《看万山红遍》中,“万山”既是地名,更是毛泽东诗词的英雄气概与雄浑意境,隐喻新时代的宏伟画卷。同时,万山还寄寓着作家的乡愁。《看万山红遍》既是在讴歌新时代,也是在书写蕴含着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的乡愁。以此为基点,在描述万山“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时,欧阳黔森的着眼点始终离不开《万山志》《铜仁府志》等地方志,不时以地方的建置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山川地理、物产、风情、风物、风俗的今昔对比作为参照,以衬托新时代的巨变。这就是新方志文学极有代表性的写法。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看万山红遍》需要有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在写到具体的地方历史、地理、物产、风情,包括刻画人物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时,欧阳黔森还借助民间故事、传奇、传说、掌故等,让自己的叙述变得更加形象和生动起来。这种史志与文学相结合的写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篇为地方、为家乡立传的作品,也许欧阳黔森并没有“新方志文学”的自觉,但他的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新地方志”纪事的色彩也非常明显。铜仁、万山将来修志,《看万山红遍》将会是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说,为地方志编撰积累资料、素材,甚至提供视角和思路,也是新方志文学的一大价值。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域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lol菠菜竞猜,《人民文学》的艺术探索也致力于对文学新人的挖掘扶持。我们往往从年轻人那里最先觉察多元化的格局,各种生活与观念相互碰撞、交织,尚未完全成型的现状、理想及其审视正借由文学抵达其探索的功用,关于人性异化、精神困局等问题的审美情感与智性呈现既昭示着年轻人敏锐的文学自觉,也显露出《人民文学》对青年写作发展的独到眼光和包容心态。2018年,《人民文学》继续设立“90后”栏目,先后刊发小托夫、韵竹、谈衍良三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民文学》注意到这批青年作家集体登场,创作风格饶有新趣,作品里时代新人形象层出不穷,于是在2017年以代际命名开设栏目,以便为他们的写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人民文学》作为国刊之所以未率先设立此类栏目,主要在于对命名产生的局限性始终保持警惕和迟疑,而在这一问题上,《人民文学》已有意识地进行了必要的补白和权衡——

我们知道,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其中,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状写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丁佳、陈言的《天之眼》,凌翼的《让候鸟飞吧》,王雄《奔驰的“金火车”》,赵雁《星空并不遥远》,洪放、朱冰峰、许冬林的《领跑者》,郑风淑的《金达莱映红山岗》,范继红的《溢绿园》等,写高科技、高铁、航天、生态文明、科技强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写时代楷模,写城市转型。而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放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则是因为作品写了海岛渔村的历史性巨变,“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用《新时代纪事》编者的话说,是“诚心诚意进入现实”,是“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仅只见于《新时代纪事》栏目,并不只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从2017年第9期“莫言新作”的推出到2018年第5期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的刊发,《人民文学》以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向读者推介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莫言不局限于“红高粱家族”既有的设定,将新的民间想象和世情伦理诉诸历史的关节,文本的舞台陈设与人物的动作心神活化一体,文学的影响空间在重重叠叠中愈发开阔。

文学与方志之还有一层关系,那便是乡愁。不少地方志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书写,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由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方之事”,故修志者中,一般都会有乡邦人士参与,有的还是担纲者或主撰者。作为中国地方志中的名家名作,《遵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郑珍、莫友芝就是遵义人。至于诗人、作家以故乡的“一方之事”来寄寓乡愁者,那就更多了。

有些缘分则在第12期形成巧合,《人民文学》在2017年第12期刊发了宗璞先生《北归记》,典雅的文本作为“野葫芦引”系列长篇“东西南北”的压轴之作,再次彰显青春叙事的粲然魅力;不久前,2018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徐怀中先生长篇新作《牵风记》,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汪可逾、曹水儿、齐竞等人物原型源自作家当年的亲历,汪可逾壮烈牺牲后肉身不腐、保持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等情节写得奇巧而出乎想象,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又因人性的高华和强烈的哲思闪耀着现实主义的深沉质地——两部作品出刊之际,两位先生与《人民文学》的缘分正好一甲子,宗璞先生1957年发表的成名作《红豆》无疑是当代文学史经典,徐怀中先生从1958年第4期发表《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的《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西线轶事》等,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在《人民文学》可亲可敬的作家作品里被不断开启。

“新方志文学”的命名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类似的说法很早就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称之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如前面提到的《城市与人》《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我的天堂》《国色重庆》《城记》《我们这五年》等,它们都关乎地方的前世今生,都是为地方、为故乡立传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已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赵渝在谈到史志报告文学的特点时曾说,这样的作品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

新时代的《人民文学》树立起自身独特的表达,文学要进入生动丰繁的现实内部,要以审美的样式呈现文学和发展的规律与旨归。而无论是宏大主题书写还是微观生活描摹,我们从中明见着《人民文学》与作家队伍之间长期保持的坚实信赖关系、持续互补能力和在场倾听效用。